“事到临头需放胆”，这句俗语道破了突破困局的关键密钥。古往今来，凡成大事者，皆非仅靠毅力隐忍，更在危局面前有敢破敢立的胆魄。从三国武侯的城楼抚琴，到晚清曾国藩的临事决断，再到毛泽东的战略突围，不同时代的豪杰用行动诠释着：胆气  不是鲁莽，而是绝境中洞见生机的智慧，是原则前绝不退缩的坚守。
       诸葛亮的“空城计”早已成为胆气与智慧交织的经典注脚。街亭失守后，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兵临西城，而城中仅有千余兵士与一众文官，危如累卵。这位向来谨慎的智者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令士兵大开城门，百姓如常洒扫，自己则披鹤氅、焚清香，于城楼上从容操琴 。这看似冒险的举动，实则是对对手心性的精准拿捏——他深知司马懿多疑，料定其见此从容之态，必疑有伏兵。此举以“不欺售欺”，用坦露实况的方式令敌人不信其为实况 ，最终不费一兵一卒退敌。若无临危不乱的定力与敢赌胜算的胆气，即便算准人心，也难有如此破局之举。这份胆气，是绝境中对全局的精准把控，是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战略智慧。
       曾国藩的“毅勇侯”封号中，“勇”字恰是其临事胆魄的写照。这位以毅力著称的晚清重臣，在原则与大义面前从无退缩。面对部下欲投奔河南巡抚、自立门户的背叛行径，他深知此事关乎湘军根基，当即果断参劾，绝不因旧情而手软。这种“毫不留情”的背后，是对团队根本利益的坚决捍卫，是临事时破釜沉舟的胆气。而在涉外事务中，即便晚年体弱，当法国提出无理要求时，他虽曾隐忍谦让，却早已暗中布局老部下刘铭传，做好了“一决雌雄”的准备。这份“霸得蛮”的倔强，让他在外交对峙中展现出强硬姿态，最终成为逼退对手的重要力量。曾国藩的胆气，藏在“耐得烦”的隐忍之后，显在“事到临头”的决绝之中，是权衡利弊后的坚定出手。
      毛泽东的一生，更是将“事到临头需放胆”的精神演绎到极致。四渡赤水之时，红军身陷蒋介石三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兵力悬殊、处境艰险。他却以超凡的战略胆识，指挥数万红军在敌军夹缝中灵活穿插，忽东忽西、声东击西，最终跳出重围，创下军事史上的奇迹。这份胆气，是绝境中对战机的敏锐捕捉，是不被表象困住的破局智慧。及至朝鲜战争，面对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，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国力与军备均处劣势，但他力排众议，果断决定出兵参战，以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的勇气捍卫家国安宁。当苏联撕毁协议、撤走专家时，他亦能以“跟他干一仗”的强硬姿态，顶住外部压力，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。这份胆气，是民族危亡时的责任担当，是国家尊严前的绝不妥协。
       从城楼抚琴的从容，到朝堂弹劾的果决，再到战场突围的刚毅，诸葛亮、曾国藩、毛泽东虽身处不同时代，却共同诠释了“事到临头需放胆”的深层内涵：胆气从来不是盲目冲动，而是基于洞察的决断，基于坚守的勇敢，基于责任的担当。人生如逆旅，总会遭遇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困局，此时唯有拿出破局的胆气，方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、扭转乾坤。这份古今豪杰共有的成事密码，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于挑战中前行，于绝境中寻生。